
美国《新闻周刊》报道称,伊万卡向美国德克萨斯州普莱诺市一所教堂捐赠5万美元(约合人民币33万元),用于帮助照料那些被迫与父母分离的移民子女。报道称,伊万卡与该教堂的牧师杰克·格雷厄姆(Jack Graham)在去年有过几次会面,他也对伊万卡有很不错的评价,甚至表示自己被伊万卡的“善良以及她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给予的关心”所打动。
显然,进入以“吃差价”为主要模式的租赁行业,成本结构也更为复杂。上述从业者表示,租赁企业的成本可大致分房源成本、运营成本两大类。自如CEO熊林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,运营成本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:一是配置装修成本,机构化要比个人更有效率;二是人工成本;三是空置成本,如果空置率偏高,资本运营效率就下降了,利润也会被摊薄。在熊林看来,空置成本是“问题的核心”。
对于麦当劳麦咖啡试水外卖服务,朱丹蓬在接受《证券日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,在中国新生代人口红利不断叠加的情况下,尤其在整个中国的咖啡市场持续火爆下,麦当劳开拓咖啡外卖属于与时俱进,从产业端到消费端去看,我觉得麦当劳的反应速度非常迅速。不过,朱丹蓬也指出,麦当劳的咖啡业务并非其主营业务,麦当劳布局咖啡外卖业务,一方面是由于咖啡的毛利好;另一方面是为了加深新生代消费群体对品牌的记忆,提高用户黏性。
最后,记者也只好于列车“飞过”元朗站后在下一站“朗屏”站下车,再徒步返回元朗站。无论是元朗的后一站朗屏站,还是前一站锦上路站,离元朗都有相当长的距离,从朗屏站徒步到元朗站,即使记者一路快步小跑,也耗时十多分钟。而根据地图显示,锦上站离元朗站则更有3.4公里的距离,徒步“通勤”几乎不可能。
WeWork的问题一下子被放大为“一级市场胡乱估值并且可以不受惩罚”的时代问题。(点此阅读深响深度报道《再见,烧钱时代》)而跳出宏观视角,WeWork的估值下挫影响最大的,就是与它同行的共享办公行业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,“行业第一股”一直都担负着“锚定”的角色。Uber在今年IPO的时候,选取的是早其两个月上市的竞争对手Lyft进行估值对比,两家公司在业务模式上非常类似,前者在收入、用户体量上是后者的约5倍,其最终IPO估值也是后者的5倍左右。
佟雪娜早在2012年就出版过一本《数字音乐的产业价值链研究》,并从2014年开始做中国数字音乐产业报告。在她看来,“中国的数字音乐消费,流媒体订阅与国际相比付费率依然很低,但是音乐付费模式的多样性走在世界前列。”7月11日,“2019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峰会”在杭州举行,《2019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》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首次发布,该报告迄今已连续发布6年。